编辑：佚名 来源：财经新闻网
文章来源：用益观察综合东方财富网、慧谷家族mp
“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思滴眼睛。”
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令全国许多家庭，尤其是家中有老人的家庭知道了A股上市公司莎普爱思。
庞大的老年群体和白内障高发病率，为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莎普爱思滴眼液去年为该公司贡献了7.5亿元营收，毛利润高达7.1亿元！
有白内障专家指出，70岁以上老人的白内障发病率在60%~70%，80岁老人的白内障发病率在100%——这意味着，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白内障几乎不可避免。
但12月2日，一篇来源于自媒体科普平台丁香医生的文章将莎普爱思推向了风口浪尖，称多位眼科医生不认可莎普爱思滴眼液的“白内障防治功效”。
新进抄底的国民信托踩雷
这对于2015年6月股灾以来跌幅已经超60%的莎普爱思无疑是雪上加霜。12月4日和5日该股股价累计跌超5%。
而三季度入场抄底的国民信托此次可能踩雷。莎普爱思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显示，截止2017年9月30日，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国民信托独占4席。国民信托四个信托计划均为今年三季度新进前十大流通股股东。
三季报显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龙头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莎普爱思2427369股，占比1.061%；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三想梦想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莎普爱思2400000股，占比1.049%；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龙头7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莎普爱思1400000股，占比0.612%；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三想梦想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莎普爱思1269734股，占比0.555；分列第5、6、7、8大流通股东。
莎普爱思滴眼液的药物名叫“苄达赖氨酸滴眼液”，是一种化学药品，主要成分就是苄达赖氨酸。
1997年，莎普爱思就获得了苄达赖氨酸滴眼液以及原料药的新药证书，是国内该药物的首家新药申请人以及生产厂家，还获得了6年的新药保护期。
根据相关规定，只有该公司能使用莎普爱思的商品名，保护期过后，其他医药公司可申请仿制该产品，但不能申请商品名。
因此，目前国内有多家药企都在生产“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苦于没有商品名，不便于宣传推广，莎普爱思滴眼液始终在该药品的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
实际上1997年获得新药证书之后，起初是在医院推广，但销量并不理想。莎普爱思在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去医院就诊的大多是晚期白内障患者，医生一般建议手术治疗，所以，滴眼液卖得不好。
2004年，应该是莎普爱思滴眼液营销的一个转折点。当年，苄达赖氨酸滴眼液获批转换为OTC药物，销售渠道由医院转向药店。
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莎普爱思滴眼液销量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数据显示，2008年，莎普爱思滴眼液的销量才67万支，2013年产品销量猛增至1468万支。2016年销量再翻一倍，飙升至2800万支。
有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78亿，在人口老龄化的带动下，我国白内障药物的市场增长率将保持在18%以上。庞大的老年白内障市场，以及营销、广告手段的加入，莎普爱思滴眼液销量持续走高。
研发和宣传成本两极分化
而为了推动拳头产品“滴眼液”的销量，莎普爱思可谓“不惜血本”，根据该公司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9月，莎普爱思广告费用投入共计高达9.3亿元，且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都在25%以上，远高于同行的平均水平（10%至20%）。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仅仅在千万级别，在同行中仅仅处于中等水平，且占营收比重还有下降趋势。
实际上研发投入偏少是众多医药股的通病。莎普爱思此次在公告中拉了众多上市医药企业“垫背”，比如年报数据显示，江中药业在2016年投的研发投入为5410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46%；葵花药业2016年的研发投入为6205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约为1.84%。
广告轰炸成效显著
而先撇开药物的有效性不说，仅从财务指标看，莎普爱思的广告营销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公司2014年的招股书披露，2011年-2013年5ml莎普爱思滴眼液销售单价维持在23元/支以上，相应的毛利率极高，始终维持在95%左右。而对比拟上市公司普华制药生产的同类主力产品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由于缺少市场端的推广投入，该公司的滴眼液最近几年的销售单价都维持在6元/支以内。
也就是说，同样成份的产品，售价相差近4倍！
而销售的成功同样体现在财务数据上，财务数据显示，自2014上市以来，莎普爱思的净利润增速不断提高，在归母净利润方面，公司从2014年的1.31亿元到2016年的2.76亿元，增速从2014年的26.12%提高到2016年的56.63%，这在盈利能力普遍受到诟病的A股市场上是不多见的。
莎普爱思到底有没有效？
那么莎普爱思到底有没有效？官方的说法则可见国家卫计委旗下的中国防盲治盲网，该网站指出，不论何种白内障，手术治疗是最有效的手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被证明能治愈白内障，或阻止白内障的发展。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莎普爱思是OTC（非处方药品），是经过国家食药监批准上市的，有一定的存在道理，并非完全坑害老百姓。只是在宣传上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夸大、模糊了一些概念，以症状替代疾病，弱化适应症前提条件等；同时，“在合规的情况下变相打了擦边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华文副主任表示，医院没有进过此类药品，即便是目前医院正在使用的眼药水，对于白内障也只是起安慰剂作用。
针对报告所称莎普爱思滴眼液中的有效成分“苄达赖氨酸”，在少数动物实验中对于延缓白内障有一定的效果。华文则表示，很多药物的药理作用是理论上的，实际用到人体可能是两码事。
刘学聪表示，“目前，我国的药品广告审查归国家食药监部门负责，广电部门负责电视播出审查，而电视播出后则由工商部门监管。出现此次情况只能说几个部门的监管存在不连续性。希望通过此次事件的发酵，今后各大药企应真正担负起社会责任，为百姓带来更大的福祉。更希望各监管部门不仅要更加加大监管力度，而且能联合起来一起执法，杜绝擦边球的出现。”
如何让财富优雅的落幕？顶级富豪的“隐身术”
慧谷说
2018年，改革开放将进入第40个年头
华夏大地上崛起一批拥有相当财富的企业家
随之出现“土豪”、“仇富”、“小时代”等新词
它们已有所指，它们不会自动消失
这些词的背后是大众对财富的态度
慧谷家族认为
那些正在或者已经到达
财富创造顶峰的企业家们
该如何处置远远超过
个人与家族需求的巨额财富
如何回应社会巨变中
激增的社会和环境挑战等问题
是中国每位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洛克菲勒家族1
财富归往何处？
J·P·摩根将很大一部分财产用于收藏，包括书籍、照片、绘画、钟表以及宝石等；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则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们把捐赠财富作为晚年的胜业。在十九世纪末捐建了众多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后，卡内基在1911年成立了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在1913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是美国最早的两家家族基金会，它们在美国开启了“从根部解决社会问题”的现代慈善传统和模式。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后来被誉为美国现代慈善的先驱、美国实力兴起的象征。对于如何处置财富并实现其价值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和实践不仅影响了后来者亨利·福特、大卫·帕卡德、比尔·盖茨等美国富人，也点燃了中国“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热情：福耀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发愿“要为这个时代做点事情，要为这个时代留下点东西”，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梦想“后半生做慈善，通过度人来度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明确表态“要做家族基金会，在中国设立诺贝尔奖那样的奖项”
安德鲁·卡内基（中）未来仍有诸多不确定，但是，思考财富的意义和归宿，回应转型时期的社会需求，对于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下半场的序幕显然已经拉开。
如何能够优雅谢幕？以美国的历史为鉴，创办家族基金会，通过“给予的艺术”把早年积累的巨额财富转化成社会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或是利家、利民、利国的多赢选择之一。
2
财富的福音
“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种上珍贵的花草，拥有大量马匹。”
年轻时的卡内基以此为人生终极目标，但是他后来拥有的财富以亿万美元计，完全超越了他此前设定的人生终极目标的需要。问题随之而来—这么多钱怎么花？
卡内基不是当时惟一面临这个问题的人。同样出身贫寒的洛克菲勒在不到30岁时，就在美国克利夫兰建起了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赚取了大量财富。1870年标准石油成立后，他更是迅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如何恰当地处置和管理手中的巨大财富？洛克菲勒也开始了思考。
“第一种最不明智，对后代和国家都不利。财产不能造福后代，家族荣耀才是激励他们有所作为的财富。”紧随其后，他指出，“第二种方式太遥远”，即使顺利完成遗赠，遗赠人预定的公共事业目标也往往难以实现。而且，他相信，不论财富拥有者带不走的那些钱财最终被作何用处，公众对他们的结论都将是：“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至此，卡内基认为最佳财富处理方式一目了然，即把巨额剩余财产在生前妥善地用于慈善事业。他说：“（富人）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管理职责，依据自己的判断将钱财用于对社会最有益的事业 他们的人生也因此而尊贵。”
卡内基身先士卒。他最早、最有名的创举是前后累计捐款4300万美元，在美国各地和英语国家建立了2000多所公共图书馆。“帮助那些有抱负、自立自强、努力奋斗的人”是卡内基慈善的首要原则，他认为“披着慈善外衣漫不经心胡乱挥霍的百万富翁比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们只会“制造乞丐”。所以，在捐建公共图书馆之外，他还捐建音乐厅、博物馆、大学、研究所等他认为“能够提升人们抱负”的机构。
老洛克菲勒3
家族基金会的诞生
如何能够在依据自己的意愿和判断做慈善之余提升效率，并回应人们关于自己慈善行为纯粹性的质疑？在各自好友的建议下，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办家族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别于1911年和1913年创立。
家族基金会顾名思义由个人或家族出资，是独立于任何企业的正规慈善组织，有自行设立的董事会和工作团队，有明确的宗旨、目标和规划，面向全社会提供服务。区别于企业基金会、社会基金会以及一般性独立基金会，在家族基金会中，个人或家族的兴趣和意愿是决策慈善行动的主要依据。这使得家族基金会的决策机制相对灵活，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拓展不同的慈善领域，而且可以集中资源优势，在某一领域或项目上持续投入，向纵深发展。
1921年在协和西门拍摄的开院大合影提升慈善效率之外，家族基金会在家族传承方面也有正向作用。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之后，慈善成为了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赋予每一代洛克菲勒人以慈善热情，是洛克菲勒家族每年家族聚会的主题。因为对家族慈善文化高度认同，洛克菲勒的后人又先后建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庭基金会。如今，洛克菲勒家族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依然显赫全球。
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和卡内基家族基金会以其示范作用，开启了美国家族基金会的传统。在他们之后，美国大多数独立基金会都从家族基金会起步。
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美有将近8万家由个人或家族出资建立的独立基金会，其中家族成员在基金会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家族基金会占数过半，其慈善捐赠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全部基金会慈善捐赠总额的一半。今天美国最大的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同时也是最大的家族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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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生
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之后，一批中国的企业家们也开始带着财富往现代慈善之域前进。
2004年，蒙牛在香港上市，牛根生身价一跃而超过10亿元。就在这一年，他宣布捐出所持有的蒙牛股份做慈善。怎么做？这在中国并无先例。他决定漂洋过海去美国取经。
无论是其“从根部解决社会问题”的抱负、可持续和创新地解决问题的战略模式，还是对家族光荣与梦想的激发，都使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转身慈善的企业家有如强力磁铁。牛根生是它们“坐在最前排的学生”，2004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家家族基金会——老牛基金会。
如今，老牛基金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截至2014年年底，它与国内外129个机构、组织和个人合作了153个慈善项目，涉及文化教育、环境保护、行业推动等多个领域，遍及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公益总支出超过8亿元，位列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之最。
5
发展的困境
“在中国的大环境下，要想做大慈善家常是壮志难酬。”一年前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财富的归宿》作者资中筠说。
在股票捐赠要缴税的困局之外，2010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基金会投资收益要缴纳所得税，《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非公募基金会的年度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同时规定每年只可列支10%以内的行政管理经费，等等。徐永光说，这些制度性捆绑将造成一个结果：“在中国，家族基金会想要做大是不可能的，想要做大只有死路一条。”
牛根生决定了要做家族基金会，而且要做“活”、做到“长治久安”，所以，他“考察学习了欧美国家近百年来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的慈善资产管理和机构运营，然后在国内外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了慈善财产的信托化”，委托香港一家专业资产管理机构管理投资老牛基金会的资产。
徐永光介绍，“老牛基金会是一个依托公益信托的家族基金会，公益信托、家族基金会，这两个模式在中国都是首创。”
早在14年前，《信托法》就明确“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并且规定“公益信托的设立和确定其受托人，应当经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然而，关于公益信托的细则至今没有出台，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愿意担起“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审批责任，这导致公益信托至今没有在中国大陆地区落地。
在制度性障碍外，慈善生态环境的不成熟也是制约家族基金会在中国发展的原因之一，包括缺乏能够为家族基金会提供专业支持的服务机构等。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公众的现代慈善意识还很薄弱，缺乏对家族基金会的了解和认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搞家族基金会就容易受到道德绑架和道德审判。”徐永光说，这导致一些富人明明做的就是家族基金会，对外却一直否认。
从家族基金会的设立和捐赠主体方面，资中筠指出了中美两国民营企业家处境的不同：在美国，民营企业家是社会的主人，他们认为要改变社会，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改，至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从卡内基到比尔·盖茨到巴菲特，他们从来不担心有一天政策一变，他们的财产就不再属于他们。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论当前有多少财产，他们都不能保证始终是自己的，兼之法治不健全，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冤狱也时有发生，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不少人“狡兔三窟”，把一部分资金挪到国外，不敢放心地大笔捐出财产。
所以，尽管数年来家族基金会的理念和模式逐步被中国的一些财富家族了解和接受，一些私人或家族出资设立的基金会纷纷“高调亮牌子”，但是，许多障碍依然如巨兽一般蹲守在前方，未来暧昧不明，可望而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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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的作用
信仰缺失导致慈善文化滞后，不能“常态化”，不少人如是看中国，不惟中国人自己。2008年，牛根生在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个美国学生现场提出了这一质疑。牛根生不以为然，他近乎强硬地回应：中国历史有多久慈善就有多久，比如2000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那时美国在哪里？
但是，在行动上，牛根生显然高度肯定美国现代慈善制度、理念和模式。卢德之想必亦如是。在设立家族基金会之外，他把独生女儿送去美国念慈善学，望她学成归来接家族基金会的班，即是明证。
显然，对于引领美国现代慈善文化的形成，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功不可没。事实上，引领风气之先一开始就是卡内基对富人慈善的理想之一。在《财富的福音》中，他说：
“拥巨富之人，应承担的职责有：树立谦虚简朴的生活典范，不炫富，不奢华，满足家人合理的生活需求。之后，视剩余财富为社会公益基金，视自己为基金受托人，而非所有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让每一笔钱都能最大限度、最持久地服务社会。如此，富人实则成了穷人的经纪人，用自己卓越的头脑、精明的管理能力帮助穷人更稳妥地管理财富。”
中国的慈善生态要在自己的土壤之上独立长成才稳固和可持续。徐永光说，他希望老牛基金会等已经初步有了成功模式的中国家族基金会“高调一些分享、传播家族基金会的理念和做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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