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佚名 来源：财经新闻网
财经网讯 “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技术既不是包打天下，更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通盘考虑经济账和社会账、长期帐和短期帐，持续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方案。”12月8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战略研究部负责人肖翔在第二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上表示。
肖翔谈到，结合数字技术的其他作用，普惠金融因此有机会在商业可持续性方面步入新阶段。但是，数字技术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此外，肖翔提到，数字普惠金融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探讨。实践中，在更广泛的领域还有许多数字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一味为了实现商业可持续而过度追逐利润，可能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出现不当销售、掠夺性借贷、过度融资等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产生“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由于农民、低收入人群等缺乏足够的数字技术知识，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会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带来业务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的叠加和外溢效应，甚至产生新的金融排斥形式。
以下为肖翔发言实录：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与大家共同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借今天论坛的机会，结合协会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我想从商业可持续的角度，汇报一下我关于“数字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的能与不能”这个问题的一些初步思考。
大家知道，在发展普惠金融初期，理论上存在“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之争。前者强调普惠金融的公益性和社会性，主张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覆盖风险成本。后者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发展普惠金融的前提条件。随着普惠金融模式的不断探索，各界逐渐达成共识，在适当的政策激励和引入科技手段的情况下，商业可持续性和成本可负担性并非不可兼容。比如，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发布《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提供商而言要是可持续的。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的经典国际案例之一，就是全球首个实现IPO的微型金融机构——墨西哥康帕图银行。受其创立者之一的Michael Chu教授的启发，我想到运用经典的财务分析工具——杜邦等式，分析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用财务语言翻译过来，商业可持续就是企业能持续盈利，至少是保本微利，也即有正的权益净利率。在杜邦等式中，权益净利率（ROE）等于营业净利率（PM）乘以资产利用率（AU）乘以权益乘数（EM）。下面我从这个角度谈一下初步的结论。
第一，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增加普惠金融业务营业净利率。营业净利率是净利润和营业收入的比值。在营业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成本才能提升营业净利率。普惠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有助于实现管理信息化和业务网络化、自动化，进一步提升经营规模化，使得服务成本由随经营规模线性增加变为具有边际递减特性，能够降低普惠金融成本。
第二，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普惠金融机构增加资产利用率。资产利用率是营业收入和总资产的比值，在总资产一定的情况下，扩大收入才能提高资产利用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不受时空制约，有助于提升获客能力，更容易扩大服务覆盖范围。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还可以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供需两端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匹配，能够改善服务质量，增加服务价值。因此，普惠金融营业收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第三，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普惠金融机构改善资产质量。数字技术对于权益乘数的直接影响较小，但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普惠金融风险管理水平能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从而改善普惠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
综合来看，成本和收入作为决定权益净利率的两项关键因素，均可以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有所改善，结合数字技术的其他作用，普惠金融因此有机会在商业可持续性方面步入新阶段。但是，数字技术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
第一，数字技术降低成本的作用是有条件和极限的。比如，只有在业务达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普惠金融成本才能因为边际成本递减而降到足够低的程度。
第二，数字技术增加收入的作用依赖基础设施和产品竞争力。由于数字技术对于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依赖性高，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无法在仅依靠数字技术的情况下服务缺少基础设施的地区，不能将这些地区的人群变为客户。
第三，数字技术在改进风险管理和资产质量方面并非万能。客观上，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仍然是相对较高的，数字技术可以提升风险评估和定价的精准性，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无法消除这些风险。同时，因为数字技术应用对数据可得性和质量的高度依赖，风险评估可能存在偏差，甚至可能出现“算法歧视”问题。
当下，数字普惠金融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命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探讨，我上面讲的也只是在微观企业财务层面的初步思考。实践中，在更广泛的领域还有许多数字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一味为了实现商业可持续而过度追逐利润，可能导致数字普惠金融出现不当销售、掠夺性借贷、过度融资等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产生“使命漂移”（Mission Drift）；由于农民、低收入人群等缺乏足够的数字技术知识，形成不同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地区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会导致不同群体从金融服务中获益的能力有所分化，带来业务风险、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的叠加和外溢效应，甚至产生新的金融排斥形式。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技术既不是包打天下，更做不到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仅依靠技术单兵突进，或者把技术过度地神化、泛化，而应该通盘考虑经济账和社会账、长期帐和短期帐，持续研究推动包括政策、制度、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方案。
以上就是我对普惠金融的一些思考，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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